在巴黎，我初次上圣日耳曼大道，不知道怎么去巴黎圣母院。路边见一个老太太，遂上前问之，法语不够用英语。老太太听得懂英语，连连点头，但回答起来，还是字正腔圆的法语，说得又急又快，语如流水，我抓不住。正焦急，老太太一抬拐杖，示意要带我去。这才注意到，她腿脚不灵便。我不好意思，摇头跟她说罢了，另找他人问路。老太太坚持不允，佝偻着身躯在前走，过街绕弯，看见塞纳河岸了，远远一指圣母院，“看见了？”“嗯嗯。”老太太满意了，“好，日安！”转身佝偻着走了。

　　去年在葡萄牙，从法罗去拉各斯，都不是什么大城市。在火车上，一位大叔，英语说得脆亮好听，英国腔，长得像《指环王》里佩彭变老之后的样子。几位乘客都是头次坐这条线，甚无把握，正谈论何时到达，大叔掏了个本子，里面有详细的、整齐的、直尺划成表格的火车时刻表，精确到用不同字体和颜色，标明某一站停多少时间。一会儿说，要找东西，打开箱子时，东西分门别类，拼积木一样好看。邻座的葡萄牙姑娘惊叹：“您真有条理啊！”我心里大略有数了，小心翼翼问大叔：“您是德国人？”大叔点点头。

　　大叔比我们早下5站，临下车前告诉我们：“按照这个时间推算，你们到站时间应该是8点16到17分！旅途愉快！”到站时，我特意看了看：8点16看见站台，8点17停稳。

　　在瑞士，有段时间，我天天去吃一个印度馆子，偶尔能赶上店主做黄姜米饭，但大多数时候，就是翻来覆去的几道：要么是米饼配两种辣酱——通常一红一绿，红的辣，绿的是蔬菜腌酱——就算一顿了。如果不饱，再来个脆煎饼也过得去了。菜虽然不怎么样，但该印度老板很热情，每次都喜欢拉住我，跟我聊他的奋斗史：他是一个印度人，如何从南部我永远记不住名字的某邦出来，先到阿尔及利亚，再到法国，然后到瑞士来开馆子的，说得天花乱坠。然后他就会夸赞我能吃辣，真是条好汉云云。说得高兴了，就会从柜台里拿出几碟他新制的辣酱来，“你吃吃看！够不够辣！”

　　无论生活多么令人劳碌、沮丧、疲惫，每当我想起这些热心热肺的人，就会觉得日子总还是有过得下去的余地。